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其翻刻本的鉴别

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其翻刻本的鉴别

南京图书馆 曹红军

[提要]清内府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我国印刷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刷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从版本鉴定的角度出发，归纳了清内府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版本特点，并对东南五省所翻刻的五种版本进行了考定异同的辨析。

[关键词]版本鉴定；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翻刻本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编纂而产生的。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诏儒臣“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收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见，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阙流传，嘉惠来学。”当时负责武英殿刻书事务的是四库馆的副总裁金简，金简接旨后，先动手刻印了四种书。即：《易纬》八种十二卷、《汉官旧仪》二卷《补遗》一卷、《魏郑公谏续录》二卷、《帝范》四卷。在刻这四部书的过程中，金简发现从《四库全书》中选出来应当印行的书很多，如果都象这样雕版印刷，所耗版片十分惊人，延续的时间也将很长，于是他便设想改用木活字排印的方法，并于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具折上奏曰：“臣详细思惟，莫若刻枣木活字套板一分，刷印各种书籍，比较刊板，工料省简悬殊。²”乾隆对对金简的建议非常赏识,只是觉得“活字版”名不雅驯,御笔更名为“聚珍版”,从此武英殿木活字印书,一律称为“武英殿聚珍版”。在中国书版本史上成了一个特定的名称。对《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及其翻刻本的鉴定也因此成为古籍工作者研究的一个问题。

清内府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由两部分组成：1.初刻本四种；2.活字本一百三十四种。刻本行款为半页10行，每行21字，板框较活字本为大，约30cm(宽)×21cm(高)左右。活字本行款为半页9行，每行21字，板框约25cm(宽)×19cm(高)左右。二者有明显的区别。

“武英殿聚珍版”用木活字摆印134种古籍，乃是前所未有的浩大工程。据金简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奏折所载，当时共刻木活字二十五万三千五百个，备用枣木子一万个，木槽版八十块，套板格子(即版框)二十四块……如此多的活字，印如此多的书，没有许多人分工合作是办不成的，其操作程序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流水线作业。金简为此专门写了《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其中对印书的分工及具体操作讲得非常详尽。从中可以看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除了象一般活字本那样具有字体大小不一，排列不甚整齐，墨色浓淡不匀等特点外，还有以下几个独特之处：

1. 版框完整。一般活字印刷,四边版框乃后来拼凑上去的,故版框四角开裂,明显看出由四条边组成。而武英殿活字系套印而成,版框预先刻好,印刷时分二次或三次套印,故其版框完整,四角相连属。若仔细察看,常能看到版框或栏线压住正文字画的现象。如:南京图书馆藏内府印聚珍版《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五第三页下方“佳”、“文”、“寓”三字即为版框压住一部分。

2.版框重复使用。从金简乾隆三十九年奏折中可以看出，武英殿印书的套板格子(即书中版框)只有二十四块，所以在印书时必须重复使用。我们在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常常能发现不同版片用同一块版框的情况。如：南京图书馆藏《夏侯阳算经》卷中第11页与卷下 第11页所用的就是同一个版框，其断版完全一 致。(按：聚珍版印书因系活字摆印，所以其板框可能有断痕，但绝不会断到字，此即所谓“断版不断字”者。)

3.专人校对。乾隆三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王际华、英廉、金简奏折云：“……其原书样本尤须校对详慎，应请即于每页后幅版心下方印某人校字样，俾益专其责成校对，自更不敢草率。由此可见武英殿对校对的重视。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均留有校对者姓名，其亦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分页校对者，由一人校对一页或数页，即于该页版心下方印上“□□□校”字样，如《考古质疑》等书。另一种是分卷校对者，由一人校对一卷或数卷，其版心则不署校者姓名，而于该卷的末页末行下方题“臣□□□恭校”。 如《元丰九域志》等书。

4.版心嵌字。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套格”条云：“……按现行书籍式样，每幅刻十八行格线，每行宽四分，版心亦宽四分。即将应摆之书名、卷数、页数暨校对姓名先另行刊就，临时酌嵌版心。”可知武英殿的二十四块版框，其版心都是无字的。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应为清宫散出之物。由此可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乃是将活字、套板、雕版等多种印刷术综合运用而成，在校对、用纸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讲究，堪称是我国印刷史中的集大成者。如果仅仅是对内府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身进行鉴定，在了解了其刻书源流和上述版本特点后，对其进行辩认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问题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来又出现了众多的翻刻本，这些翻刻本和内府印本面貌相似，翻刻本之间又界限模糊，给版本著录和读者使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加之翻刻本印数多，流传广，如果不对其辩析清楚，常常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其版心都是无字的。现存《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版心均为：上题书名，中标卷数，下为页码及校对者姓名。这些字均非活字，乃预先刻好，印某书，某人校时，临时嵌入所致。

5.前配“御题十韵。”乾隆皇帝不仅为武英殿活字取名“聚珍版”,还特地为此写了一首十韵诗。为了昭示皇上“稽古右文”“嘉惠来学”的用心，《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各书前均有此“御题十韵”并序，计二页。此两页亦非活字摆印，乃事先刻好，装订时置于各书之前的。

6.纸张特别。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王际华、英廉、金简奏折：“……《鸮冠子》一书现已排印完竣，遵旨刷印连史纸书五部，竹纸书十五部，以备陈设，谨各装潢样本一部，恭呈御览。据此可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用纸有两种：一为连史纸，白色。一为竹纸，黄色。今世间所存者多为黄纸本，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曾见部分连史纸本，每册上均钤有四个朱印：“避暑山庄五福五代堂宝”、“烟雨楼宝”、“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勤政殿宝”。印刷精好，装订划一，字迹较黄纸本清晰，版框几无断痕。应为清宫散出之物。

由此可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乃是将活字、套板、雕版等多种印刷术综合运用而成,在校对、用纸等方面都有特殊的讲究,堪称是我国印刷史中的集大成者。

如果仅仅是对内府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身进行鉴定,在了解了其刻书源流和上述版本特点后,对其进行辩认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问题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后来又出现了众多的翻刻本,这些翻刻本和内府印本面貌相似,翻刻本之间又界限模糊,给版本著录和读者使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加之翻刻本印数多,流传广,如果不对其辩析清楚,常常会出现鱼目混珠的现象。

翻刻本的起因是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大学士董诰的一道奏折，“奏请颁发武英殿聚珍版书于东南五省各一份，情愿刊印者，听其翻颁通行。”乾隆批准后，将已印好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发往东南五省。五省据此又重新翻刻。民间将这些武英殿以外的官府刻本，习惯上称民间将这些武英殿以外的官府刻本，习惯上称为“外聚珍”,而内府所印的活字本则称为“内聚珍”。外聚珍全是刻本，仅有“聚珍”之名，并无“聚珍”之实。

“外聚珍”有五种版本，五省各一，即：苏州刻本、杭州刻本、江西书局刻本、福建布政使署刻本、广雅书局刻本。(以下简称为：苏刻、浙刻、赣刻、闽刻、粤刻)其中苏刻、浙刻均刻于乾隆年间；闽刻初刻于乾隆，后经道光、同治历代重修、增修，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年，粤刻乃光绪二十五年广雅书局依闽刻所刻，赣刻为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所刻。

“内聚珍”的特点已详述于前，因其大部分内容究系活字排印，特点明显，与“外聚珍”容易区别。但五种“外聚珍”同是刻本，且行款均仿“内聚珍”,所以它们彼此间常常容易混淆，今分述其异同如下：

1. 浙刻与苏刻

浙刻与苏刻均为袖珍式，与其他种类区别明显。二者在目录或题要下均题“武英殿聚珍本原本”八字，每种书后多有当时杭州府、苏州府所刻“恭纪”。其督刻者分别为当时所任杭州府知府与苏州府知府。二者虽同为袖珍式，大小并不完全一样，苏州本的版框比杭州本要略大一些。杭州本约19.5cm(宽)×12.5cm(高),苏州本约19.5cm×14cm。浙刻版框为左右双边，书前扉页四周单边；苏刻版框为四周双边，书前扉页亦为四周双边。从字体看，浙刻字体略扁，苏刻字体略显瘦长。稍加辩认，能发现两者的不同。

浙刻39种286卷，书目详见《中国丛书综录》。苏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国丛书综录》未载，各家对其著述不一。清光绪二十年福建布政使张国正跋福建重修本曰：“……江南所刊，板式同浙，共计若干，未睹其全……。”陶湘《聚珍版书目》则明确著录为八种，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亦沿用陶说⁷。今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见苏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已达十八种，相信实际刊刻种数远不止此数。陶湘之误是显而易见的。据笔者推断苏刻种数应与浙刻在伯仲之间，从浙刻书后“恭纪”可看出，浙刻是为迎接皇帝南巡，装点行宫所刻，苏州为南巡所经，其刻书目的应与浙江相同。之所以只刻39种，是因为内府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陆续颁发的，当时只颁发39种，故只能翻刻此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钦颁书，翻刻此书是奉命遵行，装点行宫则无疑带有邀功迎合之意，作为地方官是断不敢多刻一种少刻一种的。古今官场同理，读者鉴今自可知古。今将南京图书馆所藏苏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十八种列目于后，以供专家指正：

禹贡指南四卷  (宋)毛晃撰

斋毛诗经筵讲义四卷  (宋)袁燮撰

仪礼识误三卷  (宋)张淳撰

水经注四十卷  (后魏)郦道元撰

岭表录异三卷  (唐)刘恂撰

麟台故事五卷  (宋)程俱撰

汉官旧仪二卷补遗一卷  (汉)卫宏撰

直斋书录解题二十二卷  (宋)陈振孙撰

帝范四卷  (唐)李世民撰

农桑辑要七卷  (元)司农司撰

海岛算经一卷  (晋)刘徽撰

夏侯阳算经三卷  (口)夏侯阳撰

襄牖闲评八卷  (宋)袁文撰

考古质疑六卷  (宋)叶大庆撰

涧泉日记三卷  (宋)韩 撰

滤老子道德经上下篇  (晋)王弼注

茶山集八卷  (宋)曾几撰

浩然斋雅谈三卷  (宋)周密撰

2. 赣刻、闽刻与粤刻

赣刻、闽刻与粤刻，这三种刻本的版式行款均与前述“内聚珍”相同，故彼此间较难分别。其中尤以闽刻源流最为复杂。闽刻初刻于乾隆后期，当时共刻123种，其后经道光八年、二十七年、同治七年三次重修，同治十年又改刻三种，光绪重修时又增刻若干种，至光绪二十一年竣工时，总数已达149种2940卷，比内府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还多出11种。这十一种分别是：春秋集传纂例十卷、新唐书纠谬二十卷、畿辅安澜志五十六卷、河溯访古记三卷、幸鲁盛典四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唐史论断三卷、白虎通义四卷、帝王经世图谱十六卷、小畜集三十卷外集十三卷、傅子五卷。闽刻“外聚珍”每次重修、增修均重新刷印一次，故民间流传者以闽刻最多。大体道光所补刊者多于版心中题“道光十年补刊”、“道光二十七年修”字样，或将主修者题于所修卷之末页。如南京图书馆藏《拙轩集》卷一末页题“道光八年五月福建布政使南海吴荣光重修”。而光绪年间所增修者多于版心下方题“光绪十九年补刊”、“光绪二十年补刊”字样。读者如于书中某页见到上述字样，定为福建本无疑。江西所刻共54种420卷，为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所刻，未见重修。赣刻的具体种数详见《中国丛书综录》,54种之外概非江西所刻。粤刻乃广雅书局于光绪二十五年依福建本所刻，故与闽刻极为相似。种数亦与闽刻相同，达149种2940卷。

三者在版本上的主要区别有：(1)从字体上看，赣刻字体秀挺工整，闽刻、粤刻字体开张，粗细不匀。从行气上看，赣刻、粤刻系手写上版，一次完成，故行气流畅；闽刻系多次重修，笔划260加入我的组合呆板，前后常不一致。(2)从整版特征来看，赣刻版框刻划较细致，闽刻、粤刻版框多粗而黑；赣刻版心下多有一横线，闽刻、粤刻则没有；闽刻因刷印次数多，断版较严重，有些地方有明显的修版痕迹。(3)从纸张特征来看，赣刻用纸较白净，墨色清晰；粤刻多用本地土产南扣纸和本槽纸刷印，南扣纸较黄，本槽纸较白；闽刻用纸最差，多用本地土产竹纸刷印，簾纹较宽，字迹呈漫涣，墨色亦无光泽。(4)从全书特征来看，粤刻书前多附有“御题十韵”诗，有朱印、墨印两种，闽刻、赣刻常常没有；粤刻每个零种前多有扉页，上题书名，其扉页版框为正文版框一半大，闽刻、赣刻一般多无扉页，但闽刻之光绪重修者增有扉页，其扉页版框与正文同大，不同于粤刻之扉页。

综上所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各种翻刻本，其源头都是内府所颁之活字本，由于其各种书都刻有“武英殿聚珍版”字样，且源流复杂，子目众多，古籍工作人员不经过大量的实例观察，精审细辨，往往便会出现鉴定错误。收藏界亦出现过以翻刻本冒充活字本，以清末本冒充乾隆本的例子，故有详细辩明的必要。上述各版本特点皆为笔者在实际工作中目验所得，今整理成文，以期对古籍工作者和爱好收藏古籍的朋友能有一得之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