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一字挚父,清代安徽桐城县(今枞阳县会宫镇老桥村吴牛庄)人。
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工作人员周亚寒说,从安徽省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桐城吴先生全书》和桐城市图书馆收藏的古籍《桐城吴先生尺牍》中能看出,吴汝纶先生一方面汲汲于国学书籍的出版和收藏,另一方面对当时西学译书以及报刊的更新也了如指掌。他在规划桐城学堂的建设时,特意列出学堂要设贮报房及时购置报刊供堂众阅览,希望青少年学生通过阅报了解时事,关注国是,开阔眼界,锐意进取,藉此扭转由于固步自封而被动挨打的民族命运。
作为桐城派后期重要的文章家,吴汝纶在校勘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所校书籍于经史子集均有所涉猎。他坚持训诂、义理、文章三者兼顾的校勘理念,形成独特的校勘思想,讲究实际又富有创新意识。
吴汝纶不仅热衷藏书,精于校勘,他还提倡西学,鼓励翻译出版具有新思想的书籍。不仅在严复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中从阅稿人的角度提出诸多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还在成书后撰写序文,不遗余力地为其宣传推广、拓展销售渠道。吴昭谦在《清朝末年吴汝纶对传播西方地学之贡献》中也提出吴汝纶重视学习西方地理,将其当作学习西方科学的开始,并首创了我国地质教育事业,对传播西方地学有显著作用。
《尺牍》所收书信始于清同治十年(1871),讫于光绪二十八年底(1903年初),在这时期,国家巨变频仍,民生多艰。吴汝纶在书信中不时以观察者或亲历者的视角来叙述事变的起因和发展,从中可观社情民意、人物臧否。这其中也包括他执教莲池书院创设西文、东文学堂始末,与友人交流藏书、编辑、校勘、刻印出版的经验,给青年学生开列荐读书单,与日本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乡绅联手维护地方书院正当权益,众筹倡办报馆,以及与曾、李二人的子侄辈沟通编辑出版疏稿文著相关事务等。
作为一系列大事件的亲历者,吴汝纶在《尺牍》对这些多少都有提及,从中可以洞察事变的起因及其发展的大概,可以知民情,可以观时政,以及对朝廷有关大臣的议论。吴汝纶曾参幕辅佐中国近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也是曾门四弟子之一。吴汝纶能进入曾国藩视野,是因同乡方宗诚推荐。太平天国运动刚结束,方宗诚应曾国藩邀约赴两江总督府修撰《两江忠义录》。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吴汝纶到南京参加江南省乡试,得中第九名举人。过去有“行卷”的做法,即在考前把自己的文章呈给名宦方家展读,希望得到指点和宣扬。方宗诚把吴汝纶的文章荐于曾国藩看,曾说:“这样的文章如果还选不上,那考官真是瞎了眼。”可见他非常欣赏这位后生。
次年京城会试,吴汝纶考中进士并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很快将他请调外任两江总督府幕吏,并在日记中说这个才26岁的新科进士古文、经文、时文都卓然不群,是个异材。作为曾府中当时最年青的幕僚,吴汝纶在曾氏日记中频繁出现,包括曾多次与吴汝纶单独“久谈”的事,外出巡游、作战多让吴随行,重大决议常咨取于他,有时二人纵马扬鞭,争捷斗胜,“其意气之盛,岂复有度量”。
吴汝纶也曾任直隶深、冀二州知州,在治理水患、捕盗、发展地方教育等方面颇有建树,但最终还是辞官从教,主讲于保定的莲池书院,晚年又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回乡创办桐城学堂。
除性格耿直,不屑于游走官场外,他选择辞官从教和面临的物质困境有很大关系。吴不善经营,为官一年80两的俸银和80斛俸米加上养廉银,对于举家迁居北地的他来说实在不够支供。特别是在深州任上,父亲去世,吴汝纶无资力归葬,情不得已向李鸿章开口求援。他哀叹:“三年薄宦,不名一钱,老母就衰,无以为养,势之无可如何!”为求升斗之禄,在父母亲去世守孝期仍不得不出任衙职。当时莲池书院山长薪资一年有1600余银两,加以其三弟吴汝绳出任山东汶上县令,家族之中官不乏人,吴汝纶抓住时机勇于自荐莲池主讲,从此全身心都投入自己热爱的学术、教育活动中,铸就人生终章的辉煌。
桐城市图书馆珍藏《桐城吴先生尺牍》
作为晚清时期“东方第一大儒”,吴汝纶一生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从传统的家庭教育到书院教育再到近代教育,他始终不渝地思考和实践着。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吴汝纶是绕不过去的一位重要人物。
江小角教授分析,吴汝纶之所以在晚清文坛上能享有盛名,和他在继承姚鼐等桐城派前辈文论思想基础上又提出了“文贵变”的主张分不开。他深受洋务运动思想影响,注重西学,在主持北方最高学府莲池书院的十多年里,大力改革旧式书院的教学体制,淡化科举应试教学,引入天算、格致、政法、实业、外语等西学课程。在他的带领下,莲池书院新人辈出,赵衡、李刚己、弓汝恒、高步瀛、刘春霖等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
虽是进士出身,吴汝纶却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中明确提出废除科举制的第一人。在日本考察学制期间,他曾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请他鼎力支持自己“废科举”的建议。为提高中华民族自强御侮的能力,吴汝纶主张普及教育。他说:“务使人人读书识字,程度不必高,而为教普遍,即能强国。”揭示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性。
他认为要实现普及教育必须做到:一是全国各省、府、县都要分立大、中、小学堂。小学堂主要教育十岁以下幼童,各地三里五里即开办一所,便于就近上学。吴汝纶的教育观提倡男女平等,他要求教育对象应包括全国男女,做到“普国人而尽教之”“使国中妇孺知文,即国民教育进步也”。为了教育的可持续性,他还特别重视发展师范教育,始终把培养教师队伍和引进新知摆在发展教育的首要位置。“所以安庆地区学风浓厚,男孩女孩都要接受教育,和吴先生对教育的普及倡导分不开。”
江小角说,难能可贵的是吴汝纶还强调专业技术教育,认为传统的科举教育所学的东西于农商之业无一可用。在日本期间,吴汝纶特别留心考察职业学校教育,主张要让那些未进高等学校读书的人能在实业补习学校接受专业技能培训。他还积极宣传科教兴农的好处,断言农商学堂建成后乡里就会富盛,既而在全国推而广之,功莫大矣。吴汝纶呼吁把德育、智育、体育放到同等地位来加以重视,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须以养成爱国心为主者。教育幼童使其心向国家,自是大好”,真正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德育之中。
吴汝纶将考察日本教育的报告写成《东游丛录》,堪称我国学习外国教育的第一部系统著作;为将普及教育的宏愿变成现实,他在家乡筹建桐城学堂先行实验;他提出教育救国、东西合璧、培养经世济变的人才,所有的教育理念,都旨在实现振兴国家的理想!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翻开《桐城吴先生尺牍》,从一篇篇书信里感受百年前的风云际会,仍会被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和使命担当所感染感动。（安徽日报全媒体记者 陶妍妍 王素英 任逸玮通讯员 吴苏琴 周亚寒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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