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志立 | 湖北崇文书局版刻概述

關於崇文書局，有方振益《湖北官書局（崇文書局）始末考略》、吴家駒《崇文書局與崇文書局刻書》、江凌《試論湖北崇文書局的刻書業》等專文論述，今就參與編纂《湖北官書局版刻圖録》的個人體會，並結合既有成果，草此一文，以期有助於崇文書局的深入研究。

一

崇文書局的成立時間，前輩學者多有爭論，現在已然清楚。據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五《設局刊書摺》，知崇文書局由李翰章、曾國荃倡設，於清同治六年（1867）十月十五日開張，隨後委派張炳堃、胡鳳丹爲經理。此奏摺附載於《御纂七經》之《欽定春秋傳説彙纂》《御纂周易折中》《欽定周官義疏》等書。“十月十五日”，和黄嗣艾《湖北公藏版刻提要》之《湖北省立官書處本末記》所言一致。

胡鳳丹《退補齋文存》卷六《重修鄂垣正覺寺碑記》記載崇文書局之始如下：“夏游鄂，僑寓寺之西偏。越歲，適奉各省創設書局之旨，時署督楚者爲合肥李小荃中丞，撫楚者爲湘鄉曾沅浦宮保，以余好藏書，命承乏其事，即假寺之隙地，構矮屋數十間，爲手民刊刻之所。次年三月，復與張鹿仙觀察同督校讐，由是日夕往來於寺中。”胡氏爲崇文書局添設貯藏板片處，則見同書同卷《添修正覺寺書樓碑記》。其實，曾國荃雖無經辦之實，却有倡首之功，其謀劃設立崇文書局之努力，見李志茗《曾國荃與晚清官書局刻書》一文，兹不贅述。

其時創设書局，乃奉旨辦事，故崇文書局即爲湖北官書局。黄嗣艾《湖北省立官書處本末記》稱“且將湖北紳耆原設之崇文書局收併在内”，然《退補齋文存》《退補齋詩存》《聽經閣同聲集》《鄂渚同聲集》等却從未提及。不過，同治六年至同治十年均有牌記爲“楚北崇文書局”之刻本。

崇文書局又偶名武昌書局。清同治九年張之洞序《鄂渚同聲集》云：“月樵胡君以觀察需次湖北，領武昌書局，校刻善本經史小學之書數十種，丹黄鉛槧，日不去手。”清光緒九年（1883）刻本《朱子年譜》、《童歌養正》，封面均鐫刻“武昌書局校刊”，同年刻《籌濟編》内封牌記則爲“光緒九年仲春武昌書局校刊”，故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逕稱崇文書局爲“武昌局”。

崇文書局初設于武昌後府街正覺寺。《湖北通志》卷二十六《建制志二·廨署》云：“光緒三年，（崇文書局）改爲經理官書處，移設巡道嶺。”黄嗣艾《湖北省立官書處本末記》云：“辛亥之劫，駐軍於寺，洞者弗尠，僅乃率舉整架開設於巡道嶺，易局爲處。”方濬賾《二知軒文存》卷十五《黄鵠山志序》云：“予既爲月樵序《大别山志》《鸚鵡洲小志》，兹復寄視《黄鵠山志》。月樵筦崇文書局，局故在山之陰，山爲鄂城諸山之冠，洵不可以無志也。”據此“故”字，可知前者記載爲確。又，《湖北官書處書目》明標“光緒三年九月詳定，照價不折”字樣，則更爲光緒三年更名湖北官書處之鐡證。故此後該處刻本，牌記多見“湖北官書處”，而題爲“湖北官書局”、“湖北崇文書局”者亦不少。進入民國，私營印刷業逐漸興旺，湖北官書處經營慘澹，聊以保管舊存板片和書籍爲己任，雖偶籌措資金刷印舊籍，然已成强弩之末，以致難見新刊之書。據 1932年《最近湖北教育一覽》載，晚至1931年，湖北官書處又易名湖北崇文書局。1936年，崇文書局併入湖北省立圖書館，更名爲“（湖北）省立圖書館崇文書局保管處”。至此，存世七十載之崇文書局壽終正寢。

二

崇文書局初設之際，設有校勘官紳，有胡鳳丹、張炳堃、王柏心、沈棠溪、車元春等人。有研究者指出該局清光緒三年刻《明史》前有“校刊官紳銜名”，可見該局校勘力量之一斑，然湖北省圖書館所藏此本未見，不知是否加刻於其他印本。《退補齋詩存》卷六《辛未暮春生日自述》云：“丁卯創書局，讐校棼如絲。别風與淮雨，未許差毫釐。幸有張茂先，腹笥極瑰奇。疑義相參析，誠信不吾欺。”胡氏自注：“張君鹿仙，同事書局五載。”知崇文書局成立之初五年，胡鳳丹、張炳堃共主其事。參與校勘之監利王柏心，乃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進士，曾主講荆南書院二十餘年。《退補齋詩存》卷一《挽監利王子壽比部》云：“丁卯之秋奉詔書，雕鐫經籍頒鄉閭。搴蕭剟瑕費搜討，擁篲清道迎蒲車。校理秘文經七載，繙書日與古賢對。”則王柏心從事書局七年之久。其時從事書局者，尚有車元春，見《鄂渚同聲集正編》卷一《四疊餞春原韻贈車竹君廣文》及《退補齋文集》卷五《蔗餘軒詩鈔序》。其餘與書局務者，兹不一一論。

據《退補齋文存二編》卷五《恩榮録跋》，光緒元年秋至光緒二年五月朔，胡鳳丹署糧儲道篆數月，期間當不廢刻書事宜。《退補齋詩存二編》卷三《七月望日鄂江開帆連日東北風阻滯至九月二日抵杭州作此自慰》云：“刊書惠士林，讐校不停手。”自注：“同治六年冬，檄開書局，至今十一年刊成書籍二百三十七種。”該詩作於光緒三年，可知胡氏主持崇文書局間所刻書的準確數量。今縱觀崇文書局的多種書目，可以遙想當年湖北官書局刻書之盛況。而根據各家書目，結合湖北省圖書館館藏，則知見崇文書局刻印的書籍已達五百餘種之多。

李鴻章《設局刊書摺》云：“惟楚省三次失陷，遭亂最深，士族藏書散亡殆盡，各處書板全毀，坊肆無從購求。”爲了改變“書荒”的困境，崇文書局遍刻經史子集。所刻叢書多，子書多，實用性强，部分書籍甚至直接爲學堂所用。其參與刻印《二十四史》，備受稱道；所輯刊之《正覺樓叢書》《三十三種叢書》《子書百家》等，廣受矚目；醫書、輿圖及“新學”之書，亦多應時而刻。據《左宗棠全集·信劄》之《翁藩司同爵稟呈四種遺規等事由》（同治十年）、《王道加敏稟刊刻六經即附崇文書局辦理由》（同治十年），知左氏於崇文書局之書頗爲青睞。其時，崇文書局刻書因量大類全、物美價廉而聲名鵲起，以致四方求購、絡繹不絶。如《光緒東華録》載光緒四年十二月初六杜瑞聯奏摺云：“稔知鄂省設局最久，刊書較多。其地水陸交衝，四通八達，故各省寄存善本，卷帙尤爲浩煩。”也惟此，崇文書局得以躋身晚清五大官書局之列。就刻書範圍與品種而言，在晚清數十家官書局中，惟有浙江書局和後起之廣雅書局方可比肩。有關清末“重要官書局的基本情況”，來新夏《中國近代圖書事業史》特列表予以介紹，於崇文書局贊稱：“除刻牧令書籍外，還刻小學書50多種，醫書20多種”；“所刻書籍有一定特色，爲他局所不及。”按同光之際，是胡鳳丹主持崇文書局之日，亦正是崇文書局鼎盛之時。當時景象，黄嗣艾《湖北省立官書處本末記》所云“相傳初時民間購讀官本者，門無停軌”，當非虚語。朱士嘉《官書局書目彙編·緣起》云：“官書局創始于同治，極盛於光緒。”可謂一語中的。

崇文書局刻本的底本，有以稿本付刊者，有以善本付刊者，然多用清代版本而流傳不廣者再次雕版。黄嗣艾《湖北省立官書處本末記》言：“湖北官本以仿清初鈔寫本爲多，以影宋本爲尤多……書局版刻二百八十三部，家藏本居十之五，難矣夫！”可知崇文書局慎選底本。因此，崇文書局不乏精刻精印本。如該局翻刻吴門黄氏讀未見書齋本者有三，即《國語》依清嘉慶五年（1815）影天聖明道本，《儀禮》依清嘉慶二十年翻宋嚴州本，《戰國策》依清嘉慶八年翻剡川姚氏本。翻刻清胡克家本者有二，即《文選》依清嘉慶十四年影宋淳熙本，《資治通鑒》依清嘉慶二十一年影元興文署本。此外，《史記》依明震澤王氏本，《李太白文集》依清康熙五十六年繆氏仿宋本。正爲此故，俞樾致信李翰章請求惠賜《國語》和《經典釋文》。

逸周书集训校释十卷逸文一卷　（清）朱右曾撰　清光绪三年（1877）崇文书局刻本　孙诒让校　浙江大学图书馆

除了保存宋元本面目，使之廣爲流傳外，崇文書局亦將學人罕見著述公諸大衆。清桂馥《説文解字義證》，雖曾付梓，然書板旋毀，流傳不廣，俞樾直言崇文書局重刻使“海内始見桂氏之書”。相類者尚有清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清章宗源《隋經籍志考證》，則以崇文書局刻本形式首次面世，是故百年之後，《四庫未收書輯刊》仍據崇文書局刻本收入是書。

就早期而言，胡鳳丹盡心竭力，爲書局所刻書籍撰序，交待内容價值及刊刻始末。同時，爲便於讀者稽覽，所刻部分書籍，其編校亦頗費苦心。如清同治八年刻《國語》二十一卷，用清嘉慶五年黄丕烈影天聖明道本翻刻，除同時刊刻黄氏《札記》二十一卷外，又附刻《攷異》四卷，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振綺堂汪氏刻《國語校注本三種》之《國語明道本考異》四卷。如此安排，可謂珠聯璧合。

不過，崇文書局刻書仍有不盡人意處。如某些書籍校刊不精，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就曾多加指斥譏諷。又如某些刻本行款密集、字體扁平、墨色不均，難免“局本”之目，也常爲藏書家所不屑。然而，此種短處非崇文書局專有，局本罕見字大行疏者。湖北物力不及江浙富庶地，崇文書局編校力量也遠不如金陵、浙江等書局，刻書品質稍遜一籌，自是無可奈何。而同一部書，同是胡鳳丹主持雕刻，崇文書局和退補齋刻本便有天壤之别，如《唐四家詩集》，足以説明物力維艱嚴重影響刻書精良。就有限條件而言，崇文書局可謂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其刻書品質尚有保證。而且，在各大書局銷聲匿跡之時，崇文書局雖艱難度日，仍能一枝獨秀，量力而行，不可不謂奇跡。

平心而論，崇文書局以振興文教爲己任，大量刻印圖書，滿足了士子讀書之急需，對保存和弘揚傳統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保護傳承傳統文化的同時，其選編“新學”類書籍，也促進了西方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其所刻印書籍，既繼承了古代官刻重底本、精校讐的優良傳統，又適時改變版式、行款，以降低成本，惠及學人，故四方購求，美譽流傳一時。崇文書局刻本，今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兩種、《續修四庫全書》九種、《四庫未收書輯刊》兩種，對於清末衆多書局而言，已屬上游。其保存文獻之功，自不可没；其在中國近代出版史上的貢獻，略見一斑。

百年之前，崇文書局刻本展出於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後作爲國禮贈與美國國會圖書館。關於此點，居蜜《1904年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録》可作參考。需要補充的是，漂洋過海的崇文書局刻本乃端方所籌備，具體書目見《端忠敏公奏稿》卷三《進呈書籍摺》。湯旭巖等《緣起百年前湖北出版物的一段佳話》文曾論及，可以參看。

三

崇文書局刻印之本包括兩種情況：崇文書局刊刻而版權己屬者，崇文書局刊刻而版權他屬者。前者又分兩種情況，一爲崇文書局自刻，如《子書百家》《正覺樓叢書》等。二爲崇文書局購回板片之印本，除衆所周知之《湖北叢書》乃購買趙尚輔三餘草堂板片；《洪北江全集》乃收購光緒間洪氏授經堂刻本，購回始末見該書湖北官書處匯印本所附光緒十五年識語。

部分書籍，據牌記爲（鄂垣）藩署刻本，但有證據表明乃崇文書局所刻。内封牌記爲“光緒紀元春月刊於鄂垣藩署”之《養蒙金鑑》，作者自序“經胡月樵觀察、瞿庚甫太守校而刊之”，且崇文書局各書目均收録此書。封面題“光緒元年鐫　鄂省丁漕指掌　版存藩署”之《鄂省丁漕指掌》，見於崇文書局書目。《培遠堂偶存稿》，光緒二十二年章嘉謀序言“偕黄子馭（秩柄）司馬以書局聚珍板排類成之”，崇文書局書目亦收録此書，然内封牌記却爲“光緒丙申秋鄂藩署重刊”。

部分書籍，有證據表明爲崇文書局所刻，但不見於各種崇文書局書目，兹舉若干例如下：

清陶方琦《湘麋閣遺詩附蘭當詞》，清光緒十六年刻本内封牌記爲“光緒十有六年八月鄂局開雕”，此鄂局當指崇文書局，是否爲代刻不明。

清汪文臺《淮南子校勘記》，末有清光緒十一年黄彭年跋，云：“因屬夏生葆彝重校排寫，存崇文書局，刊坿鄂本之後。”顯爲崇文書局所刻，是否代刻不明。

清李炳范《論語緩悟》，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封面言“鄂城崇文書局藏板”，顯爲崇文書局所刻，且板藏書局，似非代刻。

清丁耀亢《擬進呈楊忠愍蚺蛇膽表忠記》，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丁守存《表忠記傳奇書後》云：“同人多先睹爲快，集資付崇文書局，胡月樵、張鹿仙兩觀察加之校訂重刊，附忠愍公全集之後。”今檢庫書，《表忠記》確附於《楊忠愍公集》之後，有獨立封面“表忠記傳奇”，有内封牌記“同治壬申冬月重鐫”。其前之《楊忠愍公集》，僅於首葉鐫“退補齋”字樣。但可肯定，《表忠記》確爲崇文書局代刻。

同時，據《退補詩詩存二編》卷九《歲暮感懷三疊前韻簡筠軒敏齋松生諸公》自注，胡鳳丹在武昌近十二年，其退補齋刊刻書籍一百二十餘種，或有崇文書局代刻者。如《聽經閣同聲集》版心鐫“退補齋藏版”，内封牌記爲“同治八年冬十一月鐫於正覺禪林”。正覺寺，既是崇文書局所在地，又是胡鳳丹寓居處。退補齋乃胡鳳丹齋號，因刊刻《金華叢書》而大名遠揚，該叢書六十餘部刊刻于武昌。當然，此處“鐫於正覺禪林”亦可理解爲主持刊刻者胡鳳丹寓居正覺寺，與具體鐫刻地無關。

崇文書局刊刻而版權他屬者，即爲崇文書局代刻，此類尚有數種。《永嘉叢書》第一種《横塘集》，光緒二年刻本之内封牌記爲“光緒二年八月武昌局開彫十一月畢工板臧瑞安孫氏”，書前孫詒讓跋云：“光緒乙亥奉命開藩東鄂，會永康胡月樵丈領書局，遂屬擇匠刊版，以廣其傳。”是書爲崇文書局代刻無疑。朱浩文著作，如《匯源堂叢稿》《童蒙便讀》《閨門便讀》，内封牌記爲“光緒乙未湖北官書局雕朱匯原堂藏板”，《家常必讀》内封牌記爲“光緒甲午湖北官書局雕朱匯原堂藏板”，可確認爲湖北官書局代刻者。因係代刻，此書不見於任何崇文書局書目。

崇文書局始末刻書幾何？學者意見不一。諸家立論依據，均爲崇文書局的各種書目，即《湖北崇文總局書目》（湖北崇文書局自同治六年至十一年止匯刻各種書目）、《湖北崇文書局書目》（同治□年冬月起光緒□年夏月止）、《湖北官書處書目》（光緒三年九月詳定）、《湖北官書處新編書目》（宜都楊蔚光序）及朱士嘉《官書局書目彙編》等。就編寫《湖北官書局版刻圖録》之過程的個人體會，要徹底統計清楚崇文書局刻書準確數量實爲難事。部分刻本，不見於崇文書局目録，亦未有證據表明爲崇文書局代刻，然牌記却有“崇文書局”字樣，此類書籍顯爲準確統計該局刻書數量帶來困難。諸如牌記爲“光緒十有六年六月上浣湖北崇文書局梓”之《滇事總録》，牌記爲“光緒二十四年秋湖北官書局開雕”之《教務輯要》，内封牌記爲“光緒甲午刊於湖北崇文書局”之《願體集》。

崇文書局利用舊板刷印之際，常更改牌記。著者若《三十三種叢書》，牌記爲“中華民國元年鄂官書處重刊”者，即據光緒初年匯刻者刷印。部分典籍，似多次雕版，如朱熹集傳《詩經》，或牌記“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或牌記“光緒二十一年冬月湖北官書處重校刊”，後者實用前者板片重印而已。同時，該書尚有同治七年楚北崇文書局刻本，有光緒十二年刻本，二者與光緒元年板片不一，當爲翻刻，而其時崇文書局板片尚存，或爲其他書商所翻刻，不明，待考。

目前，就崇文書局成立初十年之事，相對較爲清晰，胡鳳丹個人記載已爲詳實。日後館舍遷徙，人事變更，國事日非，官書局事宜不再明晰。諸如官書處之歷任經理，其名已然不揚，更遑論其對官書處之貢獻。書局經費及收支、行銷狀況，刻本所據之版本等，均有必要深入研究。同時，湖北省圖書館藏有崇文書局檔案若干，亦有待整理。

崇文書局曾刊刻輿圖多種，無緣全觀，難以雌黄，此真爲憾事。

總之，關於崇文書局的研究，尚大有作爲處，是文僅爲拋磚引玉之作也。